保护组织在无人机的帮助下，使得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监控工作变动更加有效。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人机确实很有帮助。Nancy Averett曾在2014年7-8月的Audubon月刊中写道：“无人机不仅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方式来观察科研目标，还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甚至比传统的观察方法更加的精确。”

保护组织已经尝试使用无人机执行多种任务：统计和监测动植物群；对抗森林砍伐；阻止偷猎者等等。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大卫·威尔说：“对于装备和资源匮乏的护林员来说，无人机不仅仅可以帮助监测非法活动，还可以防止护林员和暴力的非法捕猎者相遇。”

一篇新的学术论文似乎使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这篇论文是关于无人机在保护工作中产生的社会影响。2015年11月份，《人类环境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剑桥大学的地理学家克里斯·布鲁克指出尽管无人机在环境保护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它们也有可能使人类疏远利益相关者，反而使得保护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环保工作并非在了无人烟的地区进行，很多当地人都对被监视的土地和野生动物提出了主权要求，他们并不总是支持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保护方法。布鲁克担心无法解释的无人机飞行会造成环保组织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紧张。

布鲁克写道：“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环境保护行动中，环保主义者一直努力摆脱所谓的‘堡垒保护’或者‘篱笆和罚款’策略，目的是使用更包容的方法，让当地居民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并与他们共享利益。而无人机的出现很可能破坏这种保护模式，使保护行动回到军事化的堡垒保护法。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出现，甚至会使其他的环境保护活动变得更加困难。”

在提出布鲁克的观点之前，承认无人机使很多保护活动变得更加容易是十分重要的。使用无人机来调查一片土地和计算树木和斑马的数量确实更容易，这比使用载人飞机或者地面巡逻的方式要容易，成本也更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这样的方式更加的安全。如果一架无人机在观察野生动物时坠毁，最坏的情况也就是损坏了一架无人机，而如果是载人的直升机坠毁，就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

布鲁克指出：“无人机最常见的应用是执法和非法活动的监视，特别是应用在阻止非法猎杀野生动物的行动中。”马里兰大学高级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Thomas Snitch在给《Slate》杂志的信中曾写道，他们的研究小组曾使用无人机在非洲成功地打击了非法偷猎者。他认为无人机并不是一种防止偷猎行为的良方，只是一种可以提升反偷猎工作效率的工具。他说：“在巡逻人员出发前，我们会先派出一架无人机在他们的前方飞行，帮助他们探路。带有摄像机的无人机可以发现潜在的埋伏，这将保障巡逻人员的生命安全。”无人机可以提供一个更安全、更灵活的方法来及时阻止偷猎者的行为。

但布鲁克认为偷猎者不是唯一害怕无人机的人。他说：“如果当地的民众不能理解无人机的使用，他们可能会对无人机产生怀疑甚至是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偏远的发展中国家，那里的人们对电子设备的了解甚少。”他推测即使那些当地人理解为什么使用无人机，也可能会抵制无人机的部署。布鲁克指出：“当地人始终认为保护者的行动和目的违背地方利益，他们和环保组织之间的冲突和争端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无人机将如何使用、收集到的数据又将如何保存、谁将有资格访问这些资料，在当地人没有了解这些问题之前，环保组织使用无人机的行为有可能被当地人阻止。

David Wilkie认为这是一项合理的假设，无人机的出现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尤其是那些看重领土主权的群体，就算是警察，在这一区域飞行也要先获得许可。但Wilkie指出导致环保组织、警察和当地人之间关系疏远的元凶并不是无人机，而是他们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没有做好当地人的工作。如果当地群众不相信警察，而警察又将当地人看成是强盗，认为他们总是违反法律，那么两个团体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十分紧张。糟糕的治安和糟糕的政策都会产生恐惧和异化，无论这个团体使用的无人机、直升机、四驱车还是古老的自行。

在环境保护中使用无人机还是一个新领域，对于无人机在这一过程中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还缺乏相应的数据，很显然对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保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想要进行可持续的保护工作，就要将保护工作和当地的人们联系起来，因为这些人将会影响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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